《应对气候变化法》正在起草
《21世纪》：那么在中央政府层面，具体应该如何制度创新？
孙桢：首先是立法。包括降低碳强度在内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创新，需要一个整体的法制框架。一方面既要借鉴国际经验，另一方面也要结合我国的国情。
国际上已经有了相应制度，这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国际制度要有效就必须公平，维护公平的目的也是为了制度有效。在国内，有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法律，但是还没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法，我们正在参与起草《应对气候变化法》。
其次，根据我国改革的经验，在气候变化体制创新上应采取循序渐进、上下互动的思路。具体地讲，一方面开展低碳经济和低碳城市的试点，辅以适当的激励政策，探索适合的路径，自下而上地积累经验；另一方面，要及早开展顶层设计，建立制度框架，自上而下地加以推进。这两方面的工作要同时进行，相互促进。
举例来说，很多人都很关心的碳排放权交易，之所以迟迟未能开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涉及到气候变化的总体制度设计，只有明确温室气体的公共利益属性，才能进行管理和控制，也才能进行市场交易。
《21世纪》：碳强度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企业是一个很大的约束，那么政府与企业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合作关系？
孙桢：加强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尤为重要。我们正在大力推进建立温室气体的统计核算体系，这也是碳强度工作开展的一个重要基础。这不仅涉及到各级政府，也涉及到各个行业、企业，如果企业不予合作，这个任务难以完成；如果企业应付差事的话，核算的结果就会可信度很低。因此，政府与企业要建立起一种友好和互信的关系。
尽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会对某些企业增加一些成本，但这个过程也会倒逼企业去精细化自己的管理，发现一些管理过程中的能源浪费。如此看来，对企业并非完全是负担。
在未来的减碳机制上，我们也会设计一些激励措施，鼓励做得好的诚信企业。碳交易会产生一个碳价格，碳税也是一个碳价格，两者要尽量趋同，而且应避免对同一对象重复设置。
《21世纪》：有观点认为，由于碳强度指标80%要靠节能，因此在碳强度指标考核上，将主要参照节能指标。对此你怎么看？
孙桢：要分解落实任务，除了沟通过程的重要性，还要注意到任务对象的特性。我认为，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是两个问题。能源问题的本质是能源经济学问题，即减少成本，或提高效率；而气候变化的问题是温室气体的排放空间受限，这不是效率问题，而是公共物品的分配与管制问题。
节能像恋爱，控制温室气体则像结婚。婚姻也要爱情常新，但更强调责任。事物发展都会有阶段性的变化。“十二五”期间，我们要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特征和新要求，但大体上来看，碳强度指标的途径和考核仍将主要参照节能，并辅以新能源发展的指标考核。有观点认为节能归节能，气候变化归气候变化，这不是正确的认识，工作中还是要加强统筹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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