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滨:欧盟债务危机致气候谈判群龙无首

　　回望20年的谈判，其实很多变化已经发生了，比如建设低碳社会、低碳校园、低碳社区这些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提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以及150多个国家所做的国内减排承诺，这些理念的变化从何而来？它是是随着谈判的进程展开的。

　　长远来看，谈判的价值是巨大的，不能因一时的谈判受挫就丧失信心。我们必须客观看到，在联合国框架内主导的谈判进程，它发挥的作用不能低估。所以目前来讲，联合国的多边谈判机制虽然不完美，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很难找到一个更好的机制替代。

　　实事求是的办法就是两条。第一条是积极地通过多边的区域谈判（如G20），尽量多的通过各种场合去促成共识的达成。第二就是针对内部主要的谈判方，增强共同合作这样的政治意愿；对这一点我觉得大国富有特殊的责任。

　　现在国际社会对待气候谈判普遍比较务实

　　张海滨：中国有句古话，天时地利人和。所以为什么说现在国际社会对待气候谈判普遍比较务实，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与当下的国际环境和形势有很重大的关系。金融危机2008开始爆发，各国对其的承受能力不一样。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比较小，美国初期受到的影响很大，现在逐步的恢复。

　　欧盟恰恰相反。开始的影响并不大，随着金融危机的发展，现在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对它构成了一个重大的挑战。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主权债务危机是欧盟面对冷战以后最大的一个危机和挑战。为什么强调欧盟？因为欧盟在整个谈判的进程里面扮演了“准领导”的角色，它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在积极的推动谈判进程。

　　在谈判领域走在前沿的就是欧盟，但现在它受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领导能力不可避免的下降了。我说在坎昆的时候，有点群龙无首的味道，现在的这种色彩就更浓了。没有领导的会议，一般来讲是很难达成实质性的会议成果。

　　如果说中美欧是这个谈判的三大关键方的话，我主张中美要合作、中欧要合作，美欧也应该合作。这里面不应该是对立——比方说中欧连锁来制衡、孤立美国，或者中美联手来制衡欧盟——我都不太认同。我觉得最好的一种模式，还是中美、中欧、美欧来形成良性互动的三边谈判。

　　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在国内的立法上有实质性的突破。但气候谈判从一个长的时段来讲，美国的因素是最关键的，它会影响到这个谈判的进程。美国虽然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但它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有所为还是无所作为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决定谈判的走向。

　　在美国现在无所作为，或者少有作为的情况下，我们探讨的另一个可能性就是中国和欧盟能不能联手推动这个谈判的进程。等到时机成熟、等到美国国内政治气候发生变化、等到美国的观念发生变化，再逐渐把美国纳入到这个进程来。

　　中国积极参与气候谈判最主要来自于国内需求

　　张海滨：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中国参与气候变化谈判、中国推进节能减排不是为了应对国际的压力，而是真的来自国内的需求。

　　“十二五”之后，我们专门有一段讲气候变化，这个也是过去的五年计划里面没有的。

　　一个国家是不是真的应对气候变化，一个关键指标就是看它是不是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化之中。 “十二五”我们把它列进去，其中包含了三个非常清晰的亮点。

　　第一个就是政策。不久前，在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里提到，2015年把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降17%。这是我们“十二五”规划里面制定的一个约束性的指标。这个指标目标已经分到各个省，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关注和称道的。

　　第二个亮点是立法。大家都知道依法治国，我们也要依法治理气候、依法应对气候变化。最新材料显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法已经完成了初期的调研工作，开始进入起草的阶段。

　　第三个我比较关注的就是五省八市的试点。这是中国的特色，先试点再推广。最新的材料也在有序的推进，比如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试点，在天津、大连、上海、北京都在有序地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