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飞：绿色能源经济转型必然需要体制改革

　　“十二五”期间，风电发展策略出现调整。“十一五”思路是“建设大基地、融入大电网”，接下来的是思路是“集中利用与分散式利用相结合”。

　　对于太阳能，“十二五”的设想是，大规模启动内需，提高国内太阳能利用规模。从目前的50万千瓦左右，提高到1000万千瓦。主要应用领域在建筑一体化等方面，依靠优惠上网电价提振产业发展。

　　对于可再生能源发电，需要的技术支撑是储能、智能电网。这两方面将是接下来的投资重点。

　　需求侧重视结构节能

　　《21世纪》：需求侧管理是能源战略的立足点。如何将能源与工业化、城市化、交通等领域发展结合，通过节能减少消耗？

　　冯飞：节能是需求管理的核心途径。从理论上讲，节能有三大途径，结构节能（产业及内部结构、产品结构调整）、技术节能（产品耗能）、制度节能（调节消费）。

　　现阶段，工业占能源消费总量比例达70%，其余是交通、建筑等领域耗能。按照规划，“十二五”时期能耗下降16%。工业节能在“十一五”节能中贡献最大，主要靠技术节能、淘汰落后产能。“十二五”期间将继续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但淘汰空间已经有限。

　　“十一五”期间，结构节能贡献20%，技术节能贡献80%。“十二五”结构节能贡献需要显著提高。技术节能不是以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为主，而是采取更加先进的节能技术。

　　《21世纪》：交通和建筑领域节能有哪些途径？

　　冯飞：统计显示，交通领域能耗占全社会8%~10%，耗全国一半左右石油资源。其中，汽油的90%、柴油50%用以汽车消费。中国汽车市场增长很快，2010年突破1800万辆，仍将继续增长。汽车节能、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发展将很关键。

　　交通的能源战略有两条路线，一是降低汽车能耗水平，二是新能源汽车发展；建筑节能可以通过节能改造、绿色建筑、太阳能光电建筑一体化应用等方式实现。在城市化发展中，选择可持续发展道路，减少重复建设和过度消耗。

　　《21世纪》：“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国家能源局等部门正在研究具体方案。这一调控手段计划经济色彩偏重，您对此如何理解？

　　冯飞：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能源需求侧管理的新途径。这一政策将影响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但是控多少，如何控，如何落实，如何监管？这些问题仍在讨论，也有较多争论。

　　有争议认为，能源消费总量预测难度大，行政干预偏重。如何统计、考核，这都是操作性的难点问题。我本人比较赞成控化石能源增量，给可再生能源、非常规天然气等留一个口子。这样可以促进非化石能源的发展，促进结构调整。

　　政府应该从价格管理中退出

　　《21世纪》：在能源经济领域，哪些环节的制度改革最为迫切？

　　冯飞：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至关重要。在一系列改革中，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最为迫切。需要建立灵活的、合乎市场供求关系、体现资源稀缺性的资源产品形成机制。

　　例如，成品油价格体制改革，不是缩短调价期限、调整三地原油价格变化率、改变挂靠油种种类就是改革。改革的实质是形成“有涨有落”的价格形成机制，增加价格弹性，将定价权下放给市场，用价格调节供需。

　　在现有价格形成机制中，电价改革最具备条件。我国电力体制改革9年前启动，但厂网分开后，并未建立竞价上网的市场机制，市场化改革仍停在路上。目前电力体制非计划、非市场，最为糟糕。

　　绿色能源经济转型需要 体制机制改革

　　在价格改革的同时，应同步调整能源经济体制，需要建立竞争性市场。以电价改革为例，应与电力体制改革同步，建立竞价上网的市场机制。

　　《21世纪》：除电价外，成品油定价机制也面临种种矛盾。您有什么定价建议？

　　冯飞：现行成品油价格由政府管制，但价格形成机制（22天+4%）不能随时反映市场供需关系，同时带来大量投机套利问题。在市场预期下，投机套利几乎无风险。

　　成品油定价机制如何改？最关键的是政府不要定价。但前提是成品油市场必须充分竞争，防止出现寡头垄断、价格共谋。这需要在监管领域引入社会监管，利用公共舆论约束石油企业定价行为。

　　政府应该退出石油、电力等领域价格管制。同时引入市场有序竞争，引入社会舆论监督，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如对城市弱势群体、公共行业提供财政补贴等。

　　《21世纪》：诸如电网、油气管线等具有自然垄断特征，政府如何监管？

　　冯飞：自然垄断领域需要加强政府监管。一是管理价格，二是管理准入，使垄断环节对外开放。以电网为例，政府需要强化输配电成本监管，电网对社会开放，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自由接入。

　　此外，自然垄断环节的监管需要独立的监管机构，赋予其准入和价格监管职权，保证实质性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