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处理厂潜行疾进 全面建设正悄然提速

　　人口密度大，选址离居民区太近，是陈永莉反对在西二旗建垃圾处理厂的主要原因。她拿出环评报告向记者指出，根据《北京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2006版），该地块规划建设项目为体育公园。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2011年11月23日发布公示《2011规函市政字0035 号》，将其调整为市政设施用地，建设餐厨垃圾处理站。

　　政府规划相对滞后，以前政府对这一块考虑得不够，没有预先留出地方，是造成现在这种困局的主要原因，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对记者表示，这也造成现在可选的地方比较少。

　　记者实地调查发现，筹备中的西二旗餐厨垃圾处理厂，东侧是回龙观定向安置房，距离仅约200米，陈永莉所在的领秀新硅谷小区距离垃圾处理厂也不超过500米。垃圾处理厂周围居住区密集。

　　陈永莉反复强调，相关部门刻意回避居民对规划变更和选址的质疑，只是说这个项目安全成熟，从技术、设施到管理一系列控制措施都很完善，不会污染。

　　居民区离垃圾焚烧厂多远才是安全距离，一直没有可靠标准。“目前，国家环保部的标准是300米以内不能建永久居住项目，现在有的人主张1公里、2公里，没有公认标准，关键是如何监测空气污染物浓度？”同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教授赵由才电话中告诉《投资者报》。

　　徐海云曾参与了北京是门头沟区鲁家山垃圾焚烧项目可行性研究，“鲁家山是扇形收集面，收集面小，而且地方偏远，将来的运输成本非常高，而这最终的代价必将由北京市民承担。”徐海云对《投资者报》记者坦言，鲁家山项目最终能上马，是平衡现实的需要，也是无奈之举。

　　“由于公众对垃圾焚烧不理解，加上一些环保组织的抗议，北京市政府只好选址在一些偏远地区建比较大型的垃圾焚烧项目，实际上更好的选择是在距离垃圾产生地较近，建规模适中的焚烧厂。”徐海云对记者说。

　　多数受访的专家认为，垃圾焚烧厂建设应考虑垃圾运输的成本。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测算，建设一个日处理量 1600 吨的垃圾焚烧厂，如果与垃圾转运站的距离每增加5公里，年运费光油耗就增加至少130万元。由于垃圾清运的责任主要落在市区环卫公司，实际上还是政府买单。

　　“政府规划部门单方面主导垃圾处理厂选址，也是造成选址争议的原因。有些项目事前缺乏与周边居民的充分沟通，甚至到了真正准备开工建设的环节，才让公众得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助理研究员岳东北向记者表示。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亚洲垃圾焚烧“典范”的日本，在垃圾焚烧场所选址方面，除了考虑自然因素与环境因素外，还充分考虑社会各界的意见。政府主管部门已经形成一个规范的做法，就是提出多个建设方案备选，多次确定候补地区，进行广泛的调查与分析评价，采取民众反对声音较小、社会接受程度较高的方案。

　　在赵由才看来，尽管中国的垃圾焚烧厂选址也会听取相关专家和居民的意见，但“由于体制的差异，政府和民间的沟通没有（日本）那么充分和顺畅”。

　　占地少处理快 发展焚烧是关键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相关人员告诉记者，“垃圾填埋场由于长期超负荷运转，预计北京大部分垃圾填埋场在四至五年内即将封场。”

　　根据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的工作意见》（2009）的要求，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率今后每年要降低1至2个百分点，2012年下降到5%，2015年力争实现生活垃圾零增长；此外还明确提出，2012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的比例为2：3：5，到2015年要调整到4：3：3。很明显，调整处理结构的关键在于发展焚烧。

　　“要实现上述目标，不加速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是不可能做到的，”国内顶级环境门户网站蓝白蓝网总经理李建军告诉《投资者报》，而“垃圾焚烧厂肯定是北京市今后建设的重点。”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填埋、堆肥和焚烧。“与填埋相比，焚烧的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减量快、占地小、技术比较成熟，臭气容易控制，对于人口密度大、土地紧缺的大城市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徐海云说，“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城市垃圾不采用焚烧处理，没有别的出路。”

　　记者了解到，生活垃圾在高达850度的焚烧炉中燃烧后，垃圾能减量50%～80% ，经分类处理后燃烧甚至可减量90%。作为世界上最早应用垃圾焚烧技术的国家，日本70%以上的垃圾被推进焚烧炉，至今仍拥有超过1400座垃圾焚烧炉，首都东京就将近60座。

　　欧洲国家中，德国的垃圾焚烧做得最好，焚烧处理占比约为55%。“如果不算回收利用的垃圾，焚烧的比例高达80%左右。”徐海云表示。

　　除了“减量快”优势，垃圾焚烧厂尤为吸引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占地面积小”。以高安屯为例，2002年建设的垃圾填埋场，设计日处理1000吨，但占地高达600亩，而旁边2008年新建的垃圾焚烧厂，日处理1600吨，占地只有70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