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PM2.5争议始末 称向西方看齐不现实

　　据阚海东介绍，对PM2.5研究来说，无论是世卫组织的指导值还是美国的标准，最关键的基础性研究都是基于美国两个经典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即哈佛六城市研究和美国癌症协会（ACS）研究。

　　1973年底，哈佛大学在美国东部6个城市，选择了8000居民，对大气中PM2.5浓度对居民死亡的影响进行了14-16年的跟踪观测。后来，美国癌症协会研究人员收集了16年的资料，涉及50万美国人死亡原因风险的数据，发现空气中PM2.5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心肺疾病死亡率增加6%，肺癌死亡率增加8%。

　　可见，世卫组织指导值来源于美国研究，“尽管中国目前采用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值，但该建议值应用于我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阚海东称，“首先，中国大气中的PM2.5浓度和成分与美国存在一定差异；其次，中国居民对PM2.5的易感性（年龄结构、遗传差异等）也有差别，如欧美国家高龄老年人口较多，易感人群比例相应会高于中国。

　　“我们应该学习世卫组织制定指导值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应用它的数值。我们要基于自己的PM2.5研究来制定适合中国版的PM2.5空气质量标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并没有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值。2006年，他们修订了PM2.5的标准，即年均值和日均值分别为15微克/立方米和35微克/立方米，也未达到世卫组织的指导值。

　　“PM2.5事件表面上看是环境问题，但实际上也是经济问题，抑或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总之，这是一个综合体，不再是单一问题。” 有经济专家分析，“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西方发达国家都处于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等新兴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发展时代，面临的环境压力要大得多。希望当今快速发展中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一样的PM2.5低浓度，似乎不太现实。”

　　中国完全有条件自主制定标准

　　“我们需要自主制定标准，但目前缺乏这种技术储备。”阚海东分析，“原因有二：第一，我国尚未开展针对PM2.5的系统监测，PM2.5在大气环境中的底数不清。譬如，浓度是多少，成分是什么？主要来源是什么？我们需要弄清自己的国情，不能是一本糊涂账。第二，尽管中国已有部分学者进行了PM2.5的初步研究，但缺少类似于ACS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无法像ACS一样提供对健康产生显著影响的PM2.5浓度范围下限及对应的健康风险。”

　　在去年底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大会上，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公布了PM2.5监测时间表，全国将分“四步走”，直到2016年推广到全国。也就是说，在“十二五”末，中国将全面铺开对PM2.5的监测。

　　阚海东表示，“只要统筹利用环保部门环境监测网络、卫生部门行为危险因素监测体系和死因登记系统，我国完全有条件开展自己的PM2.5前瞻性队列研究。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此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

　　阚海东呼吁，"十二五’末，我们要铺开对全国的PM2.5浓度监测。希望‘十三五’期间启动我国大气污染健康影响的前瞻性队列专项研究，为未来自主制定PM2.5标准提供最重要的科学依据。否则若干年后，我们恐将面临自主制定PM2.5标准时缺少本土科学依据的尴尬局面”。

　　中国能否在PM0.1上占据先机？

　　“中国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监测范围的进程并不慢。” 阚海东表示，“美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了PM2.5研究，但真正成为国家标准则历经了20多年。而中国PM2.5研究则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到2012年纳入国标，进程也很快。”

　　“十一五”期间，空气污染治理中主要是“脱硫”；“十二五”期间，将增加“脱硝”。阚海东说：“脱硫和脱硝，都会降低PM2.5浓度。空气中污染物颗粒越细，治理难度越大。比如说建筑工地扬尘，通过各种管理措施就可以控制，但对PM2.5这样的细颗粒来说，控制起来难度就越大，需要我们环境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提升。”

　　“PM2.5第一来源是化石燃料的排放燃烧，第二是机动车尾气排放。冬季北方供暖用煤将不可避免地产生PM2.5，像北京大部分采用天然气供暖就减少了这种污染。公众关注PM2.5的背后还是空气质量，但降低PM2.5浓度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但只要政府下决心就一定能做到。譬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PM2.5浓度下降了近一半”。

　　阚海东说：“最近，国际上又开始关注空气中更微小的污染物颗粒PM0.1。说不定过了8年、10年，这又是一个炒作的热点。我们最好做一些前瞻性的部署，开展其来源、时空分布、暴露特征、机体生物效应和健康危害的深入研究，以免重蹈PM2.5的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