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庆：去年中国环境污染损失超2万亿

　　此外，环保部门能力建设方面迫切需要增加财政投入。首先是监测能力。其次是环境突发事故应急处理能力，需要交通、通讯、现场监测和其他一些手段。再次还有人员培训。最后是风险预警方面的基础研究、规划设计、政策调研等。

　　吕忠梅：财政补贴很有必要，但光靠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去搞环境治理，是远远不够的。政府把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去投钱，会造成企业和老百姓搭便车，最终“企业污染，政府买单，百姓受害”。政府应该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排污收费和未来征收的环保税，实现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避免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情况发生。

　　此外，政府应该加大环境基准研究方面的投入。我们要搞清楚中国目前的环境容量有多大，最多能接纳多少污染物？“限期治理”的“及格线”定在哪里？地方环保部门在辖区内怎样监管才算“执行到位”？

　　“十二五”要“赚快钱”还是“赚慢钱”？

　　《经济参考报》：此前多位专家向本报表示，随着今年“工业稳增长”被放在突出位置，工业节能形势将更加严峻。“保出口”的外贸政策也不利于对“两高一资”产品取消出口关税。那么如何评估今年乃至整个“十二五”的节能减排形势？

　　王玉庆：实际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G D P同比增速目标从往年的8%左右调低到7.5%，透露出一个信号———“稳增长”不一定就要“稳住8%甚至10%的增长”，从而为民生投入、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留下一定空间。不要把“保出口”“增就业”与节能减排对立起来。相反，环保投入既有社会效益，又能通过环保产业发展形成经济效益，近几年环保产业每年同比增长15%以上，高于G D P增速。

　　不过，今年要全面完成节能减排指标，难度相当大。

　　在节能方面，结构调整力度如果不够，高耗能行业如果高位运行，第三产业占比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光靠关停一些小项目，节能目标将很难完成。一方面，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房地产、交通运输等基建项目对钢铁、水泥等需求很大，重化工还有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受地方的财政和政绩因素影响，各省都在上工业项目，产业集中度不够高，落后产能淘汰力度不够大，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能耗较高、治污较难。

　　在环保尤其是氮氧化物减排目标方面，去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很多环保工程的设计研究和建设运营需要一定时间，要到后三年才能显现效果。比如煤电脱硝，既有成本难题，又有技术难题。近几年汽车销量大增，石油消耗较快，今年的环保形势仍不乐观，重点是打好基础、政策到位，明年环保形势才有望改善。

　　《经济参考报》：有的污染企业会抱怨，人家偷排污染物赚了钱；我们搞环保要投入很大的资金，成本都转嫁到产品里，在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了。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朱国平：中国企业过去靠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和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创造微薄的利润。这个时代即将结束。“十一五”期间，国家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非常及时。

　　如果产值和环境只能“二选一”，我们会首先选择环境。飞达集团每年用在污水处理、烟尘处理、环境美化等方面的环保投入，占到集团总投入的5%，基本改变了“脏乱差”的小农经济的发展模式。

　　现在结构性招工难，员工对工作挑挑拣拣。只有企业环境好了，员工健康幸福了，企业才能养得了员工，招得了员工，成为“百年老店”。实际上，随着国家环保标准和监管越来越严，环保是早晚要搞的，晚搞不如早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