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中国合同能源管理产业三大瓶颈待破

这个减排结果不错，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项目让这两个银行有了节能融资的信心和能力，从原来不知道什么是节能项目，到自己去找项目、评估项目，愿意把节能融资作为他们的业务之一。

就企业本身来说，现在节能服务公司也在转型，转向节能保障型。

东方早报：我们了解到，世行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也有合作。IFC的项目和世界银行之前的项目有何区别？

王晓东：我们是两个不同的项目。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华夏银行和民生银行项目中，我们提供4亿美元给它们转贷给工业企业做节能投资，我们的项目叫中国节能融资项目（CHEEF）。IFC是世行给私营企业贷款的部门，IFC的项目叫中国节能担保项目（CHUEE），IFC是为北京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提供担保，支持节能服务公司、工业企业节能投资等。

从银行业来说，国内现在基本上有7家银行在节能融资领域很活跃，除了上述6家，还有招商银行。

“实施中有三个大问题”

中国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在实施中有三个大问题。第一个是融资难；第二个是商业上的，钱收不回来，也就是诚信问题；第三个问题，很核心，是技术问题。合同能源管理的收益靠的就是节能量，节能量的测算和确认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比如说企业换一个锅炉，换锅炉之前能耗是多少，换过之后是多少？

有些情况下，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确认的节能量和节能服务企业报上来的节能量有出入。因此，节能量的确认，在中国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东方早报：合同能源管理的商业模式在中国发展是比较快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在实施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王晓东：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有三个。

第一个是融资难，前面已经说过了。

第二个是商业上的，钱收不回来，也就是诚信问题。中国一些企业对服务的概念不是很重视，节能服务公司去给节能客户做诊断，客户不觉得应该为这种服务支付费用。中国很多的节能客户自身难保，其中不少能效很低的企业正是国家要淘汰的。节能服务公司去给它们提供节能服务，由于法律和合同不是很健全，这些企业有时会选择不支付费用。

第三个问题，很核心，是技术问题。合同能源管理的收益靠的就是节能量，节能量的测算和确认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比如说企业换一个锅炉，换锅炉之前能耗是多少，换过之后是多少？还有个运行的问题，如果没有按照规定运行可能还达不到预想的效率。建筑节能就更别提了，使用者的行为和操作都会影响到节能量，实际节能量可能远没有设计的那么多。
东方早报：现在这三个问题是否有改进？尤其是核心问题，节能量测算。现在第三方的评估机构发展得怎么样？

王晓东：融资还是比较困难的，我跟这些银行打交道，对这块比较清楚。中国的银行对风险控制很严，他们最看重企业的信用和抵押，我们建议，做节能服务项目，可用节能量作抵押，根据项目的投资和盈利来做融资，而不是根据公司的资产来融资。从资产融资转到项目融资，这是最大的一个观念转变，国外很多都是项目融资。我们跟浦发银行在上海正在准备一个项目，他们已经做到这种用节能量作为抵押的业务。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突破。

我们现在正在上海长宁区准备一个低碳城市的项目，世行的1亿美元贷款是由浦发银行和上海银行来执行的。

节能量确认是技术问题，现在中国也比较重视。有些情况下，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确认的节能量和节能服务企业报上来的节能量有出入。因此，节能量的确认，在中国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世行现在有一个项目，就是帮助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确定统一透明的节能量计算方法。第二，由独立的第三方来确认节能量。目前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公布了26家第三方节能量审核机构来确认，但由于第一个问题没解决，26家算出来的数据还是不一样。这26家机构是独立的第三方，财政部发放节能补贴前，得先找这26家有资历的单位去做节能量确认。

现在，节能量的确认，已经不仅仅是节能服务企业的问题了，而是整个节能工作中很头痛的问题。我们现在做的项目就是帮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把这种节能量确认的体系建立起来。此外，26家机构肯定是不够的。

力推上海商业建筑节能

中国合同能源管理投资额大概四分之三都是工业上的，国外大部分是在建筑节能上，且大部分是在政府大楼、学校建筑和医院建筑上。

在过去的十年里，世行在中国能源这一领域的投入差不多有20亿美元，其中90%是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现在正在准备的上海长宁区低碳城市项目，大部分是建筑节能。因为上海长宁区是商业区，大部分碳排放是从商业建筑来的。

东方早报：在合同能源管理方面，国内国外有什么不同？

王晓东：大概有两个。从商业模式上看，中国主要是节能分享型，国外是节能保证型。我看到国内的趋势也开始转变，这个也是国外走过的路。

第二个，中国合同能源管理投资额大概四分之三都是工业上的，国外大部分是在建筑节能上，且大部分是在政府大楼、学校建筑和医院建筑上。

东方早报：为何会有这样的区别？

王晓东：第一，中国的工业能效水平比国外低，节能潜力比国外大。第二，大多数国外工业企业自己就在做节能，不需要节能服务公司来做节能。而政府楼宇却是节能服务公司的黄金客户，因为他们能效很低，又付得起钱。

东方早报：在这种模式的发展中，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王晓东：政府最主要的角色是给整个节能产业的发展做出清晰的政策引向。中国在节能方面的政策力度在全世界是领先的，如果没有“十一五”、“十二五”的目标，没有政府出大力量推动节能，就不可能有市场需求。政府在政策上引导，才能打开这一市场。国外，由于楼宇改造比工业改造困难得多，政府就带头做节能改造，让节能服务公司来做节能，但是签订的合同还是商业合同。

东方早报：世界银行未来在中国节能环保这一块儿还有什么计划？

王晓东：在过去的十年里，世行在中国能源这一领域的投入差不多有20亿美元，其中90%是节能和可再生能源。除了我前面提到的节能项目一期、二期和三期，我们在山东还有节能项目。现在正在准备的上海长宁区低碳城市项目，大部分是建筑节能。因为上海长宁区是商业区，大部分碳排放是从商业建筑来的。

东方早报：是跟长宁区政府合作，还是跟长宁区商业企业合作的？

王晓东：世行的项目都是跟政府合作的，IFC是私有部门，可以跟公司合作。我们的贷款都是贷给政府的。

东方早报：在评估环保项目的时候，世界银行最注重什么？

王晓东：中国每年向世行借款15亿美元。世行在中国的投资是比较有战略性的，比较创新。中国和世行现在的关系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叫合作伙伴关系，可以互相学。通过世行贷款，引进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机制。还有就是帮助介绍中国到非洲去合作项目。

第二个，在能源这一领域，我们很注重环境的保护，集中在节能、可再生能源和低碳项目。

第三个，世行的项目要求在技术上和经济财务上可行，执行机构能力要达到世行的要求，采购、环评社评等要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