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哥本哈根会议五大争议：体制问题成焦点

　　争议之二：减排承诺

　　《瞭望东方周刊》：在本次谈判中，欧盟、中国、美国被认为是力量最强的三方，中美又刚刚公布了减排目标。你怎么看这出“三方演义”？

　　曹荣湘：欧盟是减排最早、最积极、最坚决的一方。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中国政府在近日也明确提出了减排目标，结合到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产业结构还依赖于高能耗的事实，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承诺，也是非常大胆和有魄力的。中国的承诺给了美国很大压力。

　　美国的减排承诺是非常不够的，要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一个州的碳排放量就比整个法国还要高。因此美国的态度招致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奥巴马上任以来，在全球到处宣讲气候变化和新能源，但到了具体行动上就软了，是典型的“高姿态、低承诺”。而且奥巴马虽然将出席本次峰会，但只是前几天在，并不参加最后的谈判，这个行程安排也让人们很失望。

　　还有印度，减排的压力也很大。但他们GDP水平还比较低，另外高度依赖煤，还有5亿贫困人口甚至还没用上电，所以做出减排承诺是比较难的。

　　可以想见，哥本哈根会议上将有一场针锋相对之争。由于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离国际社会的期望值很远，而发展中国家愿意自行承诺的又很少(目前只有中国和巴西)，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一致的目标可以说希望不大。

　　争议之三：资金

　　《瞭望东方周刊》：气候变化不仅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在这方面，是否也存在比较大的争执？

　　曹荣湘：目前，在联合国框架下即“体制内”用于气候变化的基金主要有4大块。第一是“全球环境信托基金”(GEF)，总额为43亿美元；第二是“气候变化特别基金”，有9000万美元；第三是“最不发达国家基金”，1.8亿美元；还有“适应基金”，8000万美元。这些加起来还不到50亿美元。而据联合国公约秘书处估计，2030年之前，发展中国家每年将需要1000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

　　英国首相布朗不久前提出倡议，2020年之前发达国家每年拿出1000亿欧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提出其中的220亿~500亿要来自公共投资而非私营部门。这一提议受到了联合国的赞赏。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赞赏之余也补充说，这一融资力度还远远不够。

　　除此之外还有更大的困难，比如审批程序复杂、操作不够透明；更倾向于支持能力建设而非具体项目和技术转让；对发达国家重视的“减缓”支持较多，而对发展中国家看重的“适应”支持较少等等。此外，受援国还需提供配套资金。

　　在资金的管理上也有不少争议。目前GEF管理着最大的一块，发达国家提出，或许可以委托给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专业机构代管，但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两个机构代表发达国家利益，不太赞同。

　　而发展中国家内部对于资金的争夺也很厉害，造成了发展中国家阵营的日益严重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