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之四：技术转让
《瞭望东方周刊》：技术转让方面呢？发展中国家能否如愿得到自己想要的技术？
曹荣湘：著名的麦肯锡二氧化碳减排成本曲线表明，到2030年，如果全球减排二氧化碳的总量达到270亿吨，其中70%将来自于技术手段。因此，环境友好型技术在这场减排大战中就显得至关重要。
在技术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举个例子，中国2005年的能效比为36%，比世界先进水平低8个百分点，相当于欧盟上世纪90年代和日本1975年的水平。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如期得到低碳技术，就将被迫用旧的高碳技术投入基础建设，此后的重置成本就将更高。
技术转让方面的争议，首先是发达国家不愿承认、更不愿承担历史排放的责任，不愿转让技术给发展中国家。其次是发达国家认为，在传统的贸易体制(如国际贸易、FDI)和《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CDM)之下，已经有技术转让的成效，再谈技术转让有点多余；第三是发达国家认为，技术大部分属于私人所有，技术转让应以市场方式获得；第四是发达国家打着保护知识产权的旗号，认为技术转让不利技术创新和开发。
争议之五：适应还是减缓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以上利益分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观点上一致吗？
曹荣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适应”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如海平面上升时居民搬迁问题、农业减产问题，是他们最关心的。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过能力建设、使用新能源等长线手段“减缓”气温升高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才是他们的着眼点。这里就引发出了“适应”与“减缓”之争。
一般来说，大国由于环境承载能力强，更注重“减缓”，小国则关心“适应”；强国重“减缓”，弱国重“适应”。非政府组织(NGO)重“减缓”，政府重“适应”。
但也有例外。比如阿拉伯石油国家，虽是富国，却更关心“适应”。只不过他们关心的不是适应气候变化本身的影响，而是因为新能源的使用对其化石燃料收入和国家利益的影响。他们关心的不是适应“气候变化”，而是适应“减排”。
因此大国、小国、非政府组织、政府，关心点都不一样，又互相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
我个人认为，在这些争议当中，中国应该坚持“体制内”的路线，团结发展中国家，做后者积极的代言人和团结者，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而在资金和技术方面，中国争取的重点应该是技术，因为技术才是我们最缺乏的，也是在目前阶段最有可能通过谈判打开的获取大门。（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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