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兴业、浦发、北京银行合作过程中,IFC作用功不可没。
北京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IFC在中小企业信用评级、风险定价、财务及项目现金流分析、能效项目尽职调查等方面给予北京银行很多技术援助。
以2009年1月河北两条一个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为例。由于该项目建设地在河北,北京银行在当地无分支机构,为保证信贷资金的安全性,北京银行在IFC的配合下实行如下风险管理控制措施:一是该项目属于北京银行与IFC合作的能效贷款项目,且根据双方协议与IFC进行最终损失分担;二是项目建设期间及完工验收后,应至实地进行贷后检查,发电并网后应及时了解电厂实际发电情况,并向IFC工程师咨询相关数据的合理性;三是项目建设期间每季度应至实地进行贷后检查,项目完工后每半年应至实地进行贷后检查,必要时应申请IFC支持与IFC工程师及相关人员一同进行项目的贷后跟踪。
“绿色信贷从技术操作层面来看跟一般的贷款差别不大,并不是一个新产生的品种;IFC为商业银行分担了部分风险和成本,这也是商业银行乐意做的动力之一。”中国银行公司业务部人士向记者分析。
产品匮乏难题
中国银行业的“低碳金融”之路,还不得不面临产品匮乏的现实。
2007年8月,深圳发展银行率先推出二氧化碳挂钩型人民币和美元理财产品,基础资产为欧盟第二承诺期的二氧化碳排放权期货合约价格。两款产品于2008年9月2日到期,分别录得7.4%和14.1%的较高收益,随后再次推出同类产品。
然而,时至今日,相关产品仍然是众多结构性理财产品中的零星点缀。同时,相比较深发展和中国银行产品的可观收益,外资银行在境内发售的相关产品大多遭遇了滑铁卢。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产品中心王增武博士介绍,自2007年4月起,荷兰银行、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和东亚银行等几家外资行和中资的深发展银行先后在市场中发售了“气候变化”为主题的结构性理财产品,呈现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其一,挂钩标的多为气候指数、气候变化基金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一篮子股票;其二,支付条款多为看涨类结构,即挂钩标的的涨幅越大,产品的收益水平越高;其三,投资门槛从1万元外币到15万元人民币变化不等。
但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碳原生金融工具价格技术回调影响,自2008年中后期以来呈一路下跌趋势,从而导致了部分外资银行结构类产品挂钩标的与支付条款的错配,出现零收益或负收益。
中行张友先介绍,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标准化的低碳金融产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做出标准化的产品,才能够大规模去销售的。商业银行希望依托一个产品,打开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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