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盐城污染企业董事长被判投毒罪引发争议

　　被判“投毒罪”

　　有人拍手叫好有人认为不妥

　　正如媒体披露，盐都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胡文标、丁月生投放毒害性物质，危害公共安全，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经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胡文标获刑十一年，丁月生被判六年。而两人均已提起上诉。

　　作为家属，胡文标的妻儿对亲人受如此重判十分不解，因此全力支持胡文标的上诉。而外界的观点也有分歧。标新化工公司周边老百姓对此一片叫好声，有村民接受采访时表示：“让我们吃了那么多年有毒的水，才判十一年，太轻了。”而当时和标新公司发生过纠纷，被警方处理过的村民则表示自己要“平反”。他们认为当时与标新公司的环境纠纷中，自己是代表了正义的一方，现在胡文标被判有罪，自己则应当被正名。

　　胡文标、丁月生被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重刑后，网友们态度鲜明，对此判决几乎一边倒支持。而一些法律界人士表示了异议。

　　江苏瑞信律师事务所的郭霞普律师听到这个判决之初“十分惊讶”，他说自己惊讶于用“投放危险物质罪”来给胡丁二人定罪。

　　盐城网民用“开全国之先河”来评论此事，事实上也是如此，媒体发现，这是全国第一例用此罪名定性于企业排污行为。

　　而对这个判决，胡文标一审委托的律师、南京大学教授孙国祥持否定态度，孙教授是企业犯罪领域的专家，曾任著名的常州铁本案代理律师。“我们认为，以投放危险物质罪给胡文标定罪，把排污行为当成是投毒，肯定是不对的，”孙国祥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说，事实上，警方刑拘之初也把其定性为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罪。“ 而投放危险物质罪就是刑法上之前的投毒罪。”

　　孙国祥解释，这两个罪的区别在于，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罪一般情况下是过失犯罪，投放危险物质罪是故意犯罪，而前者是结果犯罪，后者则是行为犯罪。定性不同，量刑也差别很大。

　　“胡文标有什么理由去投毒？他自己和妻儿也在喝这个水，他投毒的动机是什么？”孙国祥解释，正因为投放危险物质罪是行为犯罪，逻辑上面的问题就出来了：“如果这样定性，只要一个化工厂排了污水，不管有没有导致停水这样的事故，就是犯了投放危险物质罪，那么其他还在排的那些化工厂的老板是不是都要抓起来？因为他们的行为性质和胡文标是一样的，只要排了就是犯罪，不管有没有后果。”

　　而同时，法院认定，胡文标在此案中是“间接故意”犯罪。对此，孙国祥也不认同，“我们讲的故意，是法律上的故意，排放废液的时候他肯定是故意，但后果是没有办法预料的，这如同很多工厂的烟囱在排放废气一样，你能说这个厂是在投毒吗？”

　　同时，孙国祥强调的是，此案的主体也有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企业犯罪行为，而投放危险物质罪是个人犯罪，胡文标并不是一个适格主体。犯罪的主体是他的公司，适用的应该是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罪。”

　　这和前一阶段的热点事件——张明宝醉驾致人死亡案很像。在那场争论中，焦点所在是交通肇事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争，前者是过失犯罪，后者是故意犯罪；前者是后果犯罪，后者是行为犯罪。而检方也认定张明宝是“间接故意”犯罪。

　　当时有法律工作者作出了这样的逻辑推理：“危害公共安全罪是行为犯罪，和他撞不撞死人的后果关系不大，如果如此，他的犯罪行为是从何时起算？醉酒开车开始？那么岂不是所有醉酒驾车的人都涉嫌犯有危害公共安全罪？”

　　郭霞普律师认为，间接故意犯罪是一种放任，即放任自己的行为，并导致了不特定人群被危害。他认为，此案中如果胡文标被屡次警告后，仍排放污染并最终导致了后果，就有放任之嫌。

　　而孙国祥则认为，胡文标和当地的其他化工厂老板一样，接受罚款后再偷排，这在当地很是普遍，但并不意味着警告之后就是放任。“他自己和妻儿都喝当地的水，这能认定他有放任的故意？”

　　“罪刑法定，我们认为这个判决是不理性的。我们理解当地百姓的情绪，对排污企业的痛恨，但是判决要有依据，要一视同仁，而不应当选择性地执法。”孙国祥说。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投放危险物质罪名成立，胡文标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导致一个城市的20万人三天没水用，那为什么只判了最低刑期的十一年？”

　　同案不同判

　　显示某些法律“滞后”于现实

　　几次大的全国性新闻事件，使得“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愈发引人关注。同是酒后驾车撞死人，有的被判死刑，有的却被判了有期。公平何在？

　　“使用执行着同一部法律，却出现了这么多的‘同案不同判’，应该说是不正常的，”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张世亮律师说，“我个人反对因为民意或民愤而擅加定罪，这样的话，法律的统一性无法保证。”张世亮在分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时表示，“首先，案件就像达·芬奇画的鸡蛋，各不相同。同案指的是类似案件，而每个案件的细节不同，这些细节决定了案件的定性，其次，在司法实践层面，法官的素质不同，使得对法律的理解产生差异，这些都是‘同案不同判’可能产生的原因。”

　　从法理层面分析，“同案不同判”几乎是必然，张世亮认为，法律具有稳定性，同样也会因此产生滞后性，“具体表现在法律不能时刻随着社会进步而进步，只能在事实发生后，加以修订以适应社会发展。”

　　与现实脱节的法律自然会有人去完善它，而此时，一个中规中矩的法官与一个善于创新的法官不会做出同样的判决。这些都是善意的分析，张世亮强调，“案件的定性往往会受到非正常的外部因素干扰，这也会使‘同案’产生不同的判决，这些因素可能是司法腐败，也有可能是社会舆论及民意。”

　　仅在今年，就有多个案件因为社会影响而创出“首例”：成都的孙伟铭案号称是“全国首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醉驾者判处死刑的案件”，而南京的张明宝案则号称是“国内首起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逮捕醉驾者”。

　　张世亮表示，民意与法意确实有着微妙的关系，“我觉得，公众舆论的充分辩论不可或缺，而透明公开的司法审判活动则是最好的沟通彼此的契机，在一次又一次的公开争辩中，达成法意与民意的交集，法治社会才能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