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业银行董事长高建平：我只是一个协调人

　　高建平有着雷厉风行的工作风格。他的做事之快正是基于对整个中国经济形势、金融发展的敏锐洞察。

　　6月24日，正值欧洲杯如火如荼之际，在兴业银行福州总部，董事长高建平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这段时间，对于高建平来说，白天筹划兴业发展大计，是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掌门人:晚上则挤出些时间看看欧洲杯，俨然又是一个标准的铁杆球迷。闲暇之余，高建平喜欢看书，品味那强虏灰飞烟灭之间的历史。他还爱听音乐，“喜欢听古典乐，也喜欢周杰伦等唱的流行歌曲。”

　　高建平在兴业银行“当家”已8年有余，银行资产规模从2000年初的不到500亿元发展到如今的近万亿元，净资产收益率连续多年列国内主要商业银行首位。

　　“循规蹈矩”的协调人

　　董事长如何给自己定位，其权力边界何在？在中国的公司，董事长搞一言堂的现象绝非鲜见。

　　高建平对自己的权力有着准确的定位，“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董事会不是行政首长负责决策机制，不能董事长怎么说大家就跟着怎么做。作为董事长，我只是一个协调人，要做好沟通、协调的工作。”把自己界定为协调人而不是首长，这不是低调，更应是种清晰的角色定位。“他是一位出色的领军人物，但从不以家长自居。”当记者要求兴业银行董事王国刚用一句话来评价他们的董事长时，他如是说。

　　高建平的这种角色定位也反映在其和行长的关系上。根据监管要求，银行的董事长不得兼任行长，其精神实质是坚持董事会的分权与制衡。当然这也带来问题：董事长如何处理好同经营层的关系？自认为“我不是一个很细致的人”的高建平善抓大事，他认为董事会是一家企业的决策核心，要善于把方向、定战略、议大事，之后必须留足空间，支持经营层放手执行，才能确保公司治理的各层级各司其职、有效运转，保证银行的长治久安、健康发展。

　　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独断专行甚至腐败。在上市公司中，监事会被寄予厚望。而监事会往往由于在人力、财力等方面受制于董事长、管理层，其监督职能常常大打折扣。当我们问到兴业银行的监事会是否敢于监督董事长时，高建平笑了：“我觉得不存在敢不敢的问题。我个人感觉，我们的公司治理包括监事会运作是规范的，法律和制度赋予了他们相关的职责，他们如果不做，我认为那是失职。无论是董事会还是高管层，我们都没有觉得监事会不该多管闲事，没有这种想法。”

　　除了担任董事长之外，高建平还是银行的党委书记。当被问及党委书记对于兴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来说是一个怎样的角色、是否会影响到规范的公司治理时，高建平表示：“党的领导体制在我国是写入宪法的。所以，从法律角度看没有太大矛盾。关键是，决策过程不能违法。党委的决策不能取代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策。如果想把党委的意图变成银行的实践，那就必须通过法律手段，按银行章程明确的决策程序去走，否则就不能付诸实施。这么多年来，我觉得，这两个角色之间不存在什么矛盾。”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定价问题涉及多方面利益，对老股东和银行而言定价越高越好，但新的市场投资者却不希望定价过高，监管层也希望兴业的定价能给市场预留一定利润空间。作为董事长，高建平在平衡和协调各方利益方面显得游刃有余，但从根本上，他仍坚持全体股东和银行整体利益至上。“就在我们准备出发路演的前一天，证监会临时通知我到北京谈最后一个问题。令我没想到的是，当我和董事会秘书唐斌飞到北京后，一些意向投资者已在酒店等我们了，当天我们先后与四、五拨人谈到次日凌晨三点多，他们无非是希望我们定价低一些。虽然外面呼声这么强烈，但我们没有那样做，一方面要维护银行的市场形象，另一方面也要对老股东负责。”最终，兴业银行发行价格确定为15.98元，较好地平衡了各方关系。“发行价格低一毛，银行资本金就少了一个亿”，唐斌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