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十年影响力之环保人物

　　这本是件好事，但却让具体执行的曲格平为难不已，让部委的军代表和部长们听一个外国记者讲话，人们难以接受。后来他想了个主意，“拉条线，摆个喇叭，请部长们在会议室听”。

　　会后，周总理询问结果，还要求分组讨论写报告。这份文件应该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份关于环境保护的高层学习报告。

　　曲格平的名字与中国环保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参与环保的三十年也是中国环保从起步到壮大的三十年。

　　这期间，曲格平做了很多事情，其中一条始终未变，他一直构筑着中国环境法律体系。

　　如今中国关于环保的大部分法规，比如《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防沙治沙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都有他的参与。

　　而每一部法案起草的过程，都伴随着期待和怅惘，期待的是即将有法可依了，而惆怅的是每一次的努力总要经历漫长的等待。

　　1993年，刚刚卸任国家环保局局长一职的曲格平，提出了中华环保世纪行的构想。这是中国环保和新闻史上的一次创举，直接诱发了随后的环保热和自上而下的一场环评风暴。

　　“新世纪的中国环保要打一场人民战争。”那是1990年代的最后几年，曲格平快70岁的时候说的话。

　　如今回忆起来他感到欣慰不已，“那场行动掀起了中国史无前例的绿色冲击波”。

　　三十年的环保救赎，只为了曾经记忆的那幅山水，而这注定将是一场漫长的等待，他在一首诗里对结果充满着期待：“期待有一天，污浊的环境呈现一片晴朗；期待有一天，每一个山谷都盛开着希望的花朵……”                 
　　

　　廖晓义：苏菲的环保世界

　　“我这么一个国际活跃分子，为什么不去哥本哈根吵架，而要蹲在村里头？我觉得，目前来讲，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恐怕比谈论还要更重要，或者说这种实际的模型本身就是一种话语。”

　　提名理由

　　她的激情与决绝，是中国环保人物性情的彰显；她主持下的建设性、落地式的环保操作模式，尝试推动环保成为更多人的生活选择；她的国际影响使得中国式环保的理念声名远播，惠及广泛；她在政策层面上的谏言，推动中国NGO赢得更多的话语权。

　　人物简介：

　　廖晓义，曾是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国际环境政治专业访问学者。1996年创办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10余年来致力于倡导绿色生活方式。通过试点建设推动了中国绿色社区的理论与实践，作为关键协调人推进了“26度空调节能行动”“无车日”“绿色选择”“节能20%公民行动”等民间组织联合行动以及相关的公共政策，并深入四川5·12地震重灾区营建乐和家园，为灾后重建和新农村建设走上生态文明的轨道提供了切实的经验。

　　言论：

　　“人对自然应该有一份感情，应该有一份责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然之子，你真的把自然当成亲人的时候，你就和他血脉相通，我觉得有些事情恐怕我这么说，不在我们圈内都很难理解，真的是对于我们天地父母有感情，有感情。好多时候，就是这个感情支撑着。”

　　——廖晓义

　　本刊记者/张蕾

　　2009年岁末，北欧的丹麦城市哥本哈根围绕气候议题喧嚣不止。在这个被誉为“二战以来最重要的”会议上，政要们为本国争取着安身立命之地，环保人士则极尽各种方式警示着未来的危机。而这个时候，称得上国际知名环保活动家的中国人廖晓义，却在四川彭州大坪村里奔忙，给村里的山鸡寻找销路。

　　这里是她一手打造的“乐和家园”。虽然这还只是一个生态文明模式的雏形，虽然它还有着廖晓义看来的众多“不完美”，但这里寄托着廖晓义的理想：“希望人类从一个失和的世界，走到一个乐和的家园里。”

　　“我这么一个国际活跃分子，为什么不去哥本哈根吵架，而要蹲在村里头？我觉得，目前来讲，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恐怕比谈论还要更重要，或者说这种实际的模型本身就是一种话语。”

　　这是廖晓义十年环保路走来，在东西方环保理念价值观的一番比对之后的大彻大悟。而她对中国式环保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型的探索，成为其目前为止最显著的贡献。

　　问道

　　北欧的一个中学老师，写出了世界畅销的哲学史小说《苏菲的世界》，之后他用书款办了个基金会，名字就取自这本书的主人公——14岁的小女孩苏菲。

　　2000年，中国人廖晓义在北欧国家挪威领到了素有环保“诺贝尔”之称的苏菲奖。那天，她穿一身西式裙服，是“咬咬牙”才舍财买下的。但从那以后她就没有再穿过，每每于公众场合露面，她都以旗袍或唐装等中国传统服饰示人。

　　“有时候人的衣着是一种潜意识的表达。”廖晓义说，后来一直穿中式服装，也并非刻意。

　　在挪威，廖晓义准备获奖感言时，被要求在其中加入“中国元素”“东方智慧”。这个在西方世界近乎“跟风”似的东西，在廖晓义这个西方哲学研习者眼里，不知所以。

　　“他们想我是个中国人嘛，就来跟我谈阴阳，谈道，甚至谈佛，我觉得无地自容。作为一个中国人，除了脸上的这张黄皮肤外，我们到底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多少？……那个时候(就)感觉不太对劲，觉得好像是到了回家的时候了。”

　　挪威之行，成为廖晓义环保之路的转折，这个中山大学哲学硕士毕业生开始思考14岁小女孩思考的问题：我是谁？世界从何而来？

　　此前，从四川大学的哲学讲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助理研究员，在探讨学术的道路上，廖晓义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西方哲学和工业文明的崇拜者，“那时候十分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理论：工业文明的市场和科技能解决任何问题，包括环境问题”。

　　然而一切转变发生在一次和朋友关于环境的争论上。争论促使廖晓义去查阅资料，在种种数据的支撑下，她终于明白，“关于工业文明能够自行解决环境问题的假设，不过是人造的幻觉，是荒谬。”

　　意识到工业文明的致命缺陷，行动者廖晓义正式步入环保者行列，她自称“好学生”，虔诚地跟着西方人搞环保。此间，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技术、环境投资、环境执法、特别是民间组织方面的经验让她获益，她自费给NGO(非政府组织)人物拍电视片，还放弃绿卡和在美读博士的机会回国建立了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2004年以来改为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