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违法还要偷排原因何在

                        　　    从源头降低污染事件发生率
　                       　政府、企业和公众应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中国环境报记者 张俊

　　在近期发生的这几起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中，截至目前，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已造成了两人死亡、500余人尿镉超标，厂区周边土壤、农田、林地等被污染；陕西凤翔600多名儿童被确认血铅超标，3个邻近村均受污染影响；山东临沂化工厂恶意偷排废水，则造成当地南涑河及下游部分河段突发性砷化物超标，仅江苏境内在严重影响流域内的群众就有50万人。

　　这几起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均具有性质恶劣，受影响民众人数众多，环境损失范围大、后果严重等特点。虽然对这几起事故中涉案企业责任人员、失职官员的追责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但受影响群众的污染损害该如何赔偿？肇事企业应该承担怎样的赔偿责任？中国目前污染损害赔偿的立法及实施情况又是怎样的？如何从源头上减少污染事件的发生？怎样才能形成良性的执法环境？本报记者对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杨素娟进行了采访。

　　如何形成良性的执法环境？要让公众合理介入

　　杨素娟认为，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种环境单行法过于注重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行政管理的规定，缺乏必要的保护公众环境权益的规范。而环境立法仅仅关注政府与企业在环境利益上的对峙、对抗是不够的。

　　她说，如果环境立法与环境管理不关注环境利益的真正享有者、真正的权利人，也就是说公众的环境权利没有得到保障，或者公众在环境立法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确立，这样的环境法律是有缺失的。

　　“环境保护事业应有多个利益主体，而且是个多边关系，政府、企业和公众几方应该是相互牵制、制约同时又相互促进的关系，但目前成了政府与企业的单边关系。”杨素娟说。

　　怎样去建立多边关系形成良性执法环境？杨素娟说:“环境保护的权利人在哪里？环境权益是谁的？应该是公众的。那就把权利人请出来，政府、企业、公众三方进行谈判，三方来做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杨素娟认为，环境损害赔偿的立法，实际上不仅仅包括赔偿范围等具体问题的立法，而且关系到整个环境保护的理念。环境立法应注重公众的权利，环境管理要还权于民，政府在行使环境管理权时，要让公众合理介入。

　　公众合理介入的途径有哪些呢？杨素娟说，首先，国家要做整体以及区域的环境规划，在规划制定过程中应该充分吸纳公众、企业和民间机构的意见，对规划进行真正的科学、民主的充分论证。

　　“环境规划必须切实执行。如果能把生态补偿、损害赔偿都放在环境决策的前端，就可以有效预防损害的发生，同时动员起公众来，使公众加入到环境管理和维权中去。”杨素娟说。

　　为什么企业承担民事责任难？应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和环境基金

　　在环境污染事故性损害或累积性污染损害发生以后，不仅要有行政和刑事的追究，违法企业还应该对受害者进行污染损害的补偿和赔偿。

　　但我们发现，在发生污染事件后，无论是应急处置还是污染损害赔偿，其责任基本上都由政府承担起来了，对企业民事责任的追究非常不够。对此，杨素娟说，民事责任从狭义上来说就是损害赔偿，但目前我国对如何进行污染损害赔偿法律规定得很不健全，而且，污染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认定、损害的范围、财产间接性损失、评估认定都很难，环境立法没有给予以明确的规定。

　　杨素娟认为，要改变目前企业难以承担污染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现状，必须转变立法理念，跟进相关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措施。如果在一个良性的执法环境下，一旦发生不可预防的污染事件，当企业确实没有赔偿能力时，可以用环境责任保险和环境基金来赔偿，发挥出社会化的损害赔偿制度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