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采36万吨水葫芦处置投入要1亿,有关专家认为滇池治污要增加水面,而不是覆盖水面。
郭慧光:要打造低碳滇池
滇池水葫芦从种植、采收再到处置,作为研究滇池40余年的郭慧光而言,始终对在滇池内种植水葫芦持反对意见。他称几年前的实验证明,水葫芦的后期处置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资金投入,他更提倡打造低碳滇池。
当然,来自各方的专家和市民也各有看法。有的认为他们关心的是水清,而资金这些年滇池投入得还少吗?有的认为,不能把滇池治理作为科学实验的“小白鼠”,也不能作为环保企业淘金的肥沃土壤,而是一场紧迫的战斗。
滇池“病”了 “追溯一下,就是污染”
1976年,云南省环境研究所(下称环科所)建立。次年,郭慧光(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现为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原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来到该所工作,他开始对滇池进行科学研究。
郭慧光对滇池的定义是一个典型的高原断陷湖,云南全省有300多个高原湖泊,现在只有30多个(包括水库),消亡了90%以上。就滇池而言,“从自然环境的多样性来看,滇池要保护好,人类要积极主动地延长其寿命”。
上世纪70年代末,在滇池沿线相继建起了磷肥厂、发电厂、化工厂、冶炼厂。1978年左右。郭慧光在昆阳磷肥厂考察时发现,当地农民的耕牛买来了一年就再也不能做活了,其骨关节膨大导致了骨质疏松,之后再也站不起来。“因为它体内有氟化物,取代了钙。”
那么,近邻滇池是否也“病”了?郭慧光那时对滇池就有了隐隐的担忧。他发现滇池内有机物重金属含量局部增高,氟化物也逐步增高。1978年,在郭慧光的带领下,第一个研究项目就是滇池水体内的有毒物质在滇池水生生物中的转化积累。那时,研究者们只针对滇池内的有毒有害物质进行研究,注重的是重金属和氟化物在滇池内的含量,没有把眼光放在氮和磷的研究上。这个问题之后在科研人员的攻关下得到了有效的治理。
在对重金属和氟化物的无机污染的研究中,从1986年起,郭慧光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滇池水质发生了黑臭变化,草海尤甚。滇池水体中氮、磷和蓝藻等有机污染物在逐年急剧升高,已经达到湖泊富营养化的中高级阶段。“追溯一下,就是污染”。看着一天天变化,所有人都开始心痛。而水葫芦已经出现并在局部水域泛滥。
1980年,环科所又开了一个项目,着手研究滇池的有机污染。“而当时研究滇池要有上百万元才行,我们也只能一步步进行。”郭慧光说,当时,这是云南省第一个国家级的攻关研究,根据实际的需要,他们需要既研究开发又要研究滇池的保护,协调经济的发展可持续。
治污投入 当年4个亿和现在上百亿
郭慧光今天仍然清楚地记得,1993年,环科所在郭慧光的主持下做了一个治理滇池的8年计划:用8年的时间花30个亿(不包括污水处理厂),分三个阶段28个项目把滇池治理好。“当时滇池已经是四类水,有些局部超五类了,我们的目标是到三类。”郭慧光说,当年制定计划的时候,他就认为,滇池污染要一个一个治,而且必须科学、审慎、循序渐进。当然,郭慧光直到退休,还是没有看到滇池水变成三类水。
郭慧光回忆,在确定加大力度治理滇池后,他着手和科研人员制定18年治滇计划。滇池治理从三源出发:点源、面源、内源,构筑一个三源治理的系统工程计划,再辅以水资源的综合调控,必须陆地和水一起治。点源包括工厂的排水、城市污水,要有组织排放污染源。面源即地表径流原污染物通过它们无组织进入湖泊。内源是指空中沉降和外来物种、底泥的释放等。
从1993年开始算起到2001年的8年间,郭慧光认为“当时30个亿是个天文数字,而且我想滇池应该能治理好”。但他说,“真正投入到滇池的费用却不到4个亿,而且主要投在了垃圾处理厂和污水处理厂上。”他说,当时水葫芦治理每年投入300万元,蓝藻的处理工程花了2个亿,即南北截污工程,加上建了一个沙河污水处理厂,但这只是污染转移,完全没有治理。“全部加起来也不到4个亿”。
郭慧光说,投入资金暂且不论,在治滇上也没有按计划进行。“修改方案,浪费了许多钱,至今没有按计划进行。现在是上百亿,和当年的30亿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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