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农村报：中国环境污染到了一个临界点

　　反思中国环境污染和危机加剧的根源，从体制看，主要是环境系统的整体性与行政系统的分割性存在矛盾，而地区利益、部门利益之争，以及政绩的攀比机制，使这种矛盾加剧；从政策看，在各项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和经济政策之中，尚未真正考虑环境因素，体现环境成本，杜绝破坏性的开发建设，甚至将环境因素排斥在经济发展之外；从资源使用和定价看，资源初级产品价格相对偏低，环境等社会公共产品可以免费索取。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话用在环境治理上非常贴切。

　　国家发改委日前在《“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中要求公务员每周少开一天车，被不少人误解为是限制公车的举措。这个要求从客观效果来说，或许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但诚如方案名称显示的，发改委的目的是着眼于节能减排，因为汽车的尾气排放是导致大气污染尤其是城市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

　　之后又有媒体曝出，发改委的这个要求也不是新东西，很多城市在几年前就出台过类似举措，但最后因效果不佳都不了了之。现在发改委重新拿出这个东西，是不是会陷入同样的尴尬？这是有可能的，除非有比以前更严厉的监督措施。不过，应该看到，发改委此番重提这个要求，与之前一些城市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后者可能单纯或主要着眼于公车治理。发改委再把多年前的要求拿出来，从某种角度说，意味着中国开始到了加速为环境污染还债的时候。

　　最近两件事说明了这点。一是这段时间广受关注的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此事表明对一些地方尤其是经济还较落后的地区而言，对环境污染的重视还未上升到一种执政理性自觉的程度，在那儿，至今仍奉行“有奶便是娘”——只要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GDP能够做大，民众能够迅速致富，高耗能、高污染、对一方水土和人民健康有严重危害的产业照样引进和发展，甚至得到政府的鼓励。

　　二是江苏太湖经过20年治理，投资逾百亿元，水质仍未得到明显改善，蓝藻还是年年爆发。这则新闻没有前者那样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是过去的事了。太湖曾因多年前的那场大范围蓝藻爆发，让人窥见了那个原是鱼米之乡、清澈透明的太湖如何在10多年间，在当地政府竭泽而渔的发展思路下被毁坏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乡镇企业兴盛的时候，太湖周边布满了高耗能和高污染的小企业，致使太湖水质迅速恶化，不但人不能饮，农田也不能灌溉。1991年，国家启动第一期太湖治理工程。1998年，国家批准《太湖环境治理计划》。然而，正如太湖流域管理局工作人员坦承的，要彻底治好太湖，绝非一夕之功，“至少需要几倍于污染过程的时间。”

　　两件事的表现和性质都一样，只不过一个是过去时，一个是现在时；一个已经尝到恶果，一个在尝恶果；一个痛定思痛，拿出了治理的决心；一个刚刚觉醒，还未治理。从这来看，龙江镉污染事件正是太湖蓝藻事件的翻版，前者重复着后者的发展故事。

　　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中国的一个缩影。中国过去30余年的发展道路，在许多领域，是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的模仿。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走过一个经济增长与环境破坏并存的时代，这种噩运同样降临在我们头上。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也是一场拼环境、资源和劳动力的战争，透支着后代和未来的发展资本。我们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它们由于先发展，可以把环境危机通过殖民掠夺转嫁给当时经济落后的国家，但现在不是殖民时代，中国不能将环境危机转嫁给别国，所以，这种高速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只会更大、更厉害。一些环境学者就警告，从生态角度而言，说中国的环保到了最紧要关头并非危言耸听。

　　反思中国环境污染和危机加剧的根源，从体制看，主要是环境系统的整体性与行政系统的分割性存在矛盾，而地区利益、部门利益之争，以及政绩的攀比机制，使这种矛盾加剧；从政策看，在各项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和经济政策之中，尚未真正考虑环境因素，体现环境成本，杜绝破坏性的开发建设，甚至将环境因素排斥在经济发展之外；从资源使用和定价看，资源初级产品价格相对偏低，环境等社会公共产品可以免费索取。

　　环境和资源是关系今后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尽管这些年来我们大力倡导科学发展，加大了环保宣传力度，制定了节能减排的考核指标，提高了资源的定价，但受制于发展的惯性以及既往发展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环境污染总体还是呈恶化趋势。

　　人类对大自然的每次掠夺，都会遭报复。环境和生态危机，有可能毁坏我们的发展之基。从太湖的治污来看，中国的人口和环境容量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先发展、后治理”老路。

　　欠债总是要还的。中国的环境污染已到了一个临界点，屡屡出现的环境事件昭示着我们为环境污染加速还债的时候已经到来。要避免我们努力取得的社会发展成果因环境危机而毁于一旦，从现在开始，就要实行从价值到技术、从社会机制到行为方式的变革，只有这样才可能超越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和发展模式，建立起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