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促进上海城市空间的绿色转型,促进紧凑型城市建设。重点是在不扩大土地占用的情况下,到2020年,将上海的人口容量提高到2500万左右,扭转当前郊区城市功能性蔓延的发展态势,真正建设具有独立的多中心功能的紧凑型城市体系。
三是促进城市生活的绿色转型,促进绿色生活形成。上海当前的人均生态足迹已经很高,未来继续大幅度扩张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我们需要通过对人均资源消耗的限制,倒逼城市生活资源生产率的提高,塑造上海既乐活又绿色的城市生活方式。
政策创新之二,在管理思路上,按照可以达到的人均资源消耗水平,进行资源需求管理。
按照资源节约型城市需要从资源供给管理转向资源需求管理的思路,建议在“十二五”规划编制和中长期战略研究中,在比较中国人均水平和世界人均水平的基础上,确定上海未来可以达到的和需要控制的自然资源消耗规模。争取到2020年,扣除上海参与国内外贸易部分的资源消耗部分,将人均资源消耗,控制在不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或者最好不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
换个角度讲,要规划管理上海城市发展的各种经济社会需求,到2020年,不是一般意义地将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四个中心”意义上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是要建设成为具有可持续的绿色竞争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也正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所强调的核心内容。
政策创新之三,在发展阶段上,运用回溯法,确立上海经济社会与资源消耗脱钩发展的进程。
资源节约型城市的标志,就是经济社会与资源消耗脱钩。因此,建议即将启动的“十二五”规划研究,要用情景分析方法比较上海2010至2020年的可能存在的两种发展前景:一是按照上海当前经济增长趋势,推测到2020年可能有的资源消耗状况;二是按照人均资源消耗不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和中国平均水平的目标,推测到时可能的发展情景。两相比较,我认为,上海未来的发展需要更多地从前一种模式转向后一种模式。具体到“十二五”规划的编制研究,就是要在先研究确定到2015年和2020年可以消耗的资源规模的条件下,回溯性地研究上海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速度、规模与结构,从而确立上海在“十二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政策创新之四,在规划指标上,将资源生产率作为未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
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市,要像重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那样,将资源生产率也作为产业调整和城市转型的筛选手段。“十一五”期间,国家已经将万元GDP的能源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十二五”期间国家还将进一步引入万元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在这方面,面临资源严重约束的上海理应走得更快、更超前一些。
由此,建议上海的“十二五”规划研究,将能源、土地、水资源、二氧化碳等资源生产率指标,作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从而优化上海发展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同时,还要在研究上海资源生产率现状的基础上,按照提升资源生产率的要求,进一步淘汰劣势产业、扶植均势产业、引进优势产业。
如果以每3年为一个时间区间,按照资源生产率的高低,在产业之间和产业之内进行一定比例的结构性置换,那么,经过持续的努力,上海的发展就有可能形成资源节约、经济产出好、同时兼顾劳动就业和环境效益的产业结构。我们的研究认为,到2020年,在常住人口增长到2500万、人均GDP翻一番多的情况下,上海的能源、土地资源、水资源、二氧化碳等生产率分别需要提高到现有水平的3倍和6倍以上。
政策创新之五,在政策抓手上,用总量控制政策,促进资源节约导向的各类城市创新。
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市的关键,在于控制城市增长的自然资源消耗总量,在此前提下,通过大幅度提高资源生产率,实现又快又好的城市发展。以此来看,上海已经需要从过去30年来的资源利用的“规模扩展”阶段,进入到资源利用的“存量提升”阶段。例如,上海未来将需要通过提升对存量土地的利用水平,来创造更多的生产率和承载更多的城市人口。
因此,从“十二五”规划起,建议政府在推进各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市场化措施(如价格政策)之前,都实行严格的资源消耗及污染排放的总量控制政策,并落实到规划、实施与评价的全过程,落实到城市生产、城市生活、城市空间等各方面。只有如此,加上合理的分配机制与价格机制,才可能出现各类资源节约导向型的城市创新,真正使上海走上创新驱动型城市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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