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地方政府监测治理PM2.5不能盲目地喊口号

　　无论方法如何，北京市已经公布了治理PM2.5的时间表：到2015年，空气中PM10和PM2.5浓度比2010年下降15%，PM2.5浓度降至每立方米60微克；到2030年，PM2.5浓度下降到每平方米35微克。这一进度在网络讨论中被批“太慢”，但在王跃思看来却是合理的。

　　“着急是没用的。”王跃思说，“东京、伦敦都治理好了自己的污染，我们也可以，但需要时间、技术，需要公民素质的整体提高，需要从根源上采取措施。这不是光种点树就能解决的。”

　　要从根源治理，哪怕是牵扯到经济发展、很痛的根源

　　事实上，在治理污染的历史上，东京也曾经大力提倡植树种草，甚至规定“每买一辆车就要种一棵树”。不过，在所有的治理方案中，这只是一条“比较次要”的规定。

　　日本政府的主要治理方法，是发展公共交通和地铁。王跃思注意到，在日本，人们上下班大多坚持地铁出行，只有在周末休闲的时候才会开车，这就大大减少了汽车尾气的排放量。

　　而在中国，汽车不仅使用率很高，尾气污染也比其他国家更加严重。其中有燃油品质、发动机和尾气处理技术问题，也有加油站、汽车检测场和维修装饰等与机动车相关产业的管理问题。目前，中国市场上出售的燃油含硫量标准是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几十倍，不饱和烃的含量也比其他国家高，这样的燃油在燃烧过程中容易产生更多的超细粒子(纳米级粒子)，粒径小于400纳米的超细粒子人的肉眼看不见，但当这些超细粒子遇到空气中的水蒸气后，颗粒物中的硫酸盐和硝酸盐等就会吸收水分、膨胀开来，形成散射阳光、危害人们健康的大气灰霾，其本质就是悬浮在大气中的PM2.5细粒子。

　　在王跃思看来，这才是中国城市中PM2.5问题的“最根本的问题”。而在现有的控制策略中，雄心勃勃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将此列为治理方案的重点。

　　“我们的政府部门不要总是头痛医头、脚痛治脚，要考虑从根源上进行治理。”王跃思说，“也许这样的根源会让你很痛，会牵扯到经济发展，但也要坚持去做。”

　　中国并不是第一个遭遇污染问题的国家，历史上，英国、日本等很多发达国家，都曾经遭遇过严重的环境问题。不过，王跃思认为，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局面要更加复杂。

　　当今中国的主要燃料包括煤、石油、天然气甚至木柴和秸秆，这些复杂的原料带来了更为复杂的污染物，给治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同时，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也给污染治理带来了更多困难。“中国和其他国家治理PM2.5最大的差距，其实是经济发展历史的差距。”王跃思说。

　　更重要的是，王跃思觉得，在治理污染的过程中，面对“民众质疑”，政府部门应该要采取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让本就不简单的环境治理工作变得可持续。

　　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PM2.5的治理无法单凭一个地方政府的努力来完成，每个公民也都要出力。“区域联防联控不能仅是一句口号，政府部门也要为公众的积极行动提供良好的平台。”王跃思说，“不能把经济发展看得太重，也不能把公众水平估计得太低。” 地方政府间联防联控要有具体的实施方案，比如，公众尽量减少开车出行，并要按时检验，当车辆尾气排放不合格时要主动维修，直到通过国家规定的标准，等等。

　　王秋霞的经历也验证了这一判断。在最近的几次PM2.5监测之后，一位网友在完成自己的报告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要少开几次车，多坐几次地铁……这是一个普通人为了整个城市的环境应当做的事情。”(记者 付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