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博弈：终点在哥本哈根之后？

　　全面协议将要推迟到墨西哥城？

　　气候问题上的分歧，归根结底，还是美国为弱化自身减排承诺和资金技术转让义务，而不愿接受“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个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核心原则。如果抛弃这样的原则，那么或如一些人所言，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10多年的谈判将变成“非正式的闲聊”。

　　在当前的气候谈判中，美国并不是“孤家寡人”，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加拿大等非欧盟国家都是它的追随者。这些能源生产或消费大国提出的目标，要么以主要排放国减排为前提，要么数字过低，要么两者兼而有之。日本虽然提出减排25%，但国内产业界抵触情绪严重，极有可能成为“空头支票”。从地图上看，这些国家的连线组成伞形，因此它们被称为“伞形集团”，这个集团在气候谈判中力量强大。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欧盟国家的立场渐渐向“伞形集团”靠拢，这削弱了欧盟作为整体在谈判桌上的影响力。欧盟在清洁能源技术上处于比较领先的水平，因此力推全世界向低碳经济转型——这能为欧盟企业提供巨大的商机，这种商机曾一度掩盖欧盟内部的分歧。但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意大利和中东欧国家公开声称，减排可能危及就业及其经济发展。

　　2008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波兰波兹南召开时，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公开宣称：“在金融危机之时，我认为讨论减排是件荒唐的事，这就好像得了肺炎，却想找个理发师看病。”今年10月，欧盟首脑会议指出，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约1000亿欧元的气候援助资金。然而，由于内部分歧，它并未就欧盟具体援助金额以及各成员国出资比例达成一致。

　　这一切美国人都看在眼里。《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反问道：“如果欧洲人都不能彼此商定如何分担（援助金额）负担，那还有什么希望在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全球协议？”

　　在另外一大阵营中，不同的声音也很多。中国、印度、墨西哥、南非和巴西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基本一致，即坚持要求发达国家减排至少40%，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有关技术和资金。减排方面，除中国外，印度、墨西哥和南非等也制定了国家方案或国家行动计划。巴西最近还宣布，到2020年在预期基础上自愿性减排36.1%至38.9%。而沙特等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则担心减排影响石油出口，立场比较消极。

　　两年前，“巴厘路线图”把哥本哈根设计为谈判终点站。但现在，连联合国负责气候谈判的最高官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沃·德博埃尔都觉得终点站好像在哥本哈根站之后。他在11月的巴塞罗那会议期间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也许人们只能再达成一份“哥本哈根路线图”，最终的协议可能还需要人们等待“最多一年”。

　　欧盟似乎妥协了。11月初，奥巴马在华盛顿对来访的欧盟领导人说，哥本哈根会议构建的将是一个“应对潜在生态灾难的框架”。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回应说，“是的”，“我们正在为一份框架协议而努力”。 

　　在北京，奥巴马在与胡锦涛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将不是致力于一项局部性的协议，也不是一份政治宣言，而是一项包含谈判涉及的所有问题的协议，一项可立即运作的协议。”可惜，华丽的辞藻加快不了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在华盛顿，更广泛的意见是，一份有约束力的全面协议将要推迟到明年的墨西哥城会议才可能达成，那时美国国会应已完成气候立法。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持有类似观点。他说：“在哥本哈根会议到来前，各国纷纷亮出了谈判底牌，比如，美国减排4%，欧盟至少20%，加拿大2%，印度人均排放量永远不超过发达国家，等等。但在哥本哈根会议还是达成框架协议的可能性较大，法律协议可能还需要一两年，因为各国提出的目标不同，还需要很多时间就具体细节来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