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邹骥：描绘低碳技术路线图

　　作为曾经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专家组技术转让领域主要谈判代表、现任的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中国区首席代表，“低碳技术”始终是与邹骥谈话的核心话题。

　　2010年6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公布了第五次评估报告（AR5）的主要作者名单，邹骥经由中国政府推荐、IPCC的严格独立遴选，最终入选第三工作组主要作者召集人。在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来函上有这样一段话，说明了这项工作的意义：“入选IPCCAR5作者，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科学领域的影响力”。

　　世界低碳经济的浪潮中，邹骥称得上是“务实”的学者。除了久经考验的谈判与国际合作工作者这个身份之外，邹骥显然更希望将自己定位为一位对“低碳技术”有独特思考的研究专家。

　　制定了我国第一份低碳经济发展技术需求清单并绘制技术路线图的同时，还首次提出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政策路线图的框架设想，这个政策路线图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分解国家提出40％-45％的碳指标以配合规制与经济激励等政策措施的选择之后，邹骥和他带领的团队，已经将目光转向落实层面。在接受《中国投资》杂志专访时，邹骥透露WRI和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PECE）”已经联合完成贵阳市低碳发展计划行动纲要，而青岛市低碳发展战略及技术路线图也将在11月左右初现雏形。

　　从“要我做”到“我要做”

　　只有通过技术本身的变动，才能在低碳与GDP兼顾之下保证偌大中国的正常运转

　　谈及目前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从“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原因，邹骥几次用到了“切肤之痛”这个词。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今天，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但环境、资源的约束越来越大，矛盾愈显突出，原来那种“三高一低”的增长方式不能再继续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结构转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非做不可的时候了。否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就没有前途，就会走向全面的被动。

　　但向低碳经济转型，面临着诸多的战略性挑战：首先，中国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相对较高碳密度的重化工业主导阶段；其次，以煤为主的高碳能源结构禀赋特点；加之未来低碳技术战略储备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薄弱；此外低碳转型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巨大社会成本风险；最后，全民普遍薄弱的低碳意识以及政策体制支持不够等因素，都可能制约着中国迈向低碳未来的步伐。

　　如何在低碳与GDP兼顾之下保证偌大中国的正常运转，只有通过技术本身的变动，带来较少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未来中国的低碳之路上，提高能效依然是主力技术领域。随着过去十多年中相对容易的提高能效措施一一到位，已经很少有“低悬的果实”了。能效的进一步提高，就更加依靠技术进步，依靠更高边际节能减排成本的资金投入。

　　未来中国能源效率能否显著快速提高，能源结构能否改善，把煤炭比例降下来，增加可再生能源、核能、水电等，都取决于实质性的技术进步。“因为无论是能效改善，更多运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新能源，它们最终都要归结于未来技术的变革”，邹骥说。

　　对于低碳技术的发展，邹骥按照技术从研究发明、示范到推广扩散的周期，将低碳技术分为3类：一类是基本成熟的技术，比如超超临界技术，中国第一台超超临界机组在浙江玉环装机时，还是个“阳春白雪”的高精尖技术，但现在已经遍地开花。第二类技术是目前正在做示范，其成熟度还没有达到商业运用的程度，比如，电动车、混合动力汽车、大容量风机等，这类技术可能会在几年后趋于成熟而商业化。第三类就是诸如光伏电池、第四代核电站、碳捕获和储存技术等，这些都是在短时间内不会研发成熟的。

　　在邹骥看来，虽然目前看中国的制造技术进步飞速，但高端的设计和研发技术都还很落后，低碳技术标准还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中国要想在未来的低碳发展中占得先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种减排情景构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理清中国几大重要产业的技术“家底”，邹骥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组(PECE)历时多年，对6大重要的高耗能行业，即钢铁、水泥、化工、建筑、交通、发电各部门的388种技术做了细致的归纳分析，发现一个敏感的信息：“我们从388种技术里面筛选出60多种技术作为骨干的支撑技术，支持中国达到温室气体控制的国家目标。由此引出一个技术需求清单，就是中国需要60多种技术，其中有42种是中国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技术类别。中国要想达到既定的碳强度削减目标，没有这些技术是做不到的，这就需要通过各种途径由国际社会向中国进行转让或者自行开发。但自行开发要花更长的时间，可能会形成低效技术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锁定效应，增加未来的排放负荷”。

　　只有依靠这60多种技术在未来得到大规模的应用才有可能支撑我国40%-45%的低碳目标。而其中42项所谓中国不掌握的核心技术所指并不是一般提到的“国产化率”这样的概念。邹骥告诉记者：“因为就算你国产化率99%，如果1%你自己不能掌握的话，可能这个就是你的短边或瓶颈，你就会受制于人，而我们正是针对这1%提出了42项需要发达国家加速转让的技术”。

　　随后，PECE组基于3种假设和科学原理，对未来中国能源需求和CO2排放做出了情景构想。第一种，基准情景：就是现在（2005年为基年）正在实施的节能减排政策继续如常实施；第二种，控排情景：就是加大力度，包括到2020年我们的可再生能源比例达到15%，再加上一些重要的技术措施，它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影响不至于太大，会有增量成本，但是比例较小；第三种，减排情景：激进的、不惜工本地争取把排放量降到更低，力争在2030年前后到达排放峰值。

　　在这3种情景下，如果只是采取现在的措施，人口继续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排放量会一路上去。在控排情景下2030年能源需求还会继续增长，但是涨幅远远低于基准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