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水电开发的“大跃进”将对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岷江干流，18级，总装机量262.48万千瓦；

　　大渡河干流，21级，总装机量2211万千瓦；

　　雅砻江干流，22级，总装机量2628万千瓦；

　　金沙江干流，20级，总装机量7472万千瓦；

　　嘉陵江上游白龙江，8级，总装机量80.2万千瓦；涪江上游，31级，总装机量120万千瓦；沱江上游，23级，均已基本建成；

　　澜沧江干流(云南境内)，15级，总装机量2200万千瓦；

　　怒江干流，13级，总装机量2132万千瓦…… 

　　岷江上游干流规划了7级开发；乌江干流规划了11级开发——如今，没有任何人能够说得清楚在西南地区有多少大大小小的水电站，包括已建成的、在建的和已经规划的。“甚至连当地的一个县长，也说不清在自己管辖的地块上，有哪些电站正在开山放炮，哪些正在拦截江河。”一位环保人士说。

　　“跑马圈水”、“遍地开花”、干支流“齐头并进”，透过国家环境保护部描绘的这幅西南水电“百团大战图”，有专家表示：正在进行着的西南水电开发的“大跃进”，其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不亚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森林的毁灭性砍伐。

　　溪洛渡样本

　　溪洛渡电站，位于云南省永善县与四川省雷波县交界的金沙江溪洛渡峡谷，总装机容量1265万千瓦，是中国仅次于三峡电站的又一世界级巨型水电站。

　　按照溪洛渡电站的设计规划和工程概算，仅工程静态投资就达445.7亿元人民币，总投资为603.34亿元人民币。

　　对于建设地来说，仅工程建设支出形成的各种税费所带来的回报也绝对是其财政发展历程中空前绝后的：

　　枢纽工程本身以建筑安装工程收入为征税对象的营业税(3%)及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全部交工程所在地地方税务局，成为当地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据测算，如按静态建筑安装工程概算(235.8亿元)，相应的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及教育费附加约7.64亿元，年均增加财政收入将近6000万元。

　　然而，电站的开工并没有如当地政府预想的那么“美妙”。据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赵世林介绍，水电站这种大型工程建设对材料、技术和施工人员素质要求很高，作为建设地长期农业为主、经济发展起点低的现实来说，一般情况下，在“工程经济”的主体部分建设期内是很难介入的，即主体工程技术和材料都是从外面输入，施工人员主体也是从外面随工程队招入，主流岗位很少使用当地人。

　　那么，当地人是否可以通过提供餐饮、理发、娱乐等服务分得一杯羹呢？也很难。赵世林称：“连二、三产业大多从业人员都由相关的‘老乡网络’带进来。”

　　据统计，溪洛渡电站开工后，在永善县800余米的振兴大街上，经营餐饮、娱乐、日用百货的商家一家连一家，但这些商家绝大多数来自长江三峡。2003年，永善县新增注册工商户2240户，其中外省市占1900户，三分之二以上的从商者都是外地人。

　　赵世林说，这些人更多的是进行自我经营，或是和当地老乡联系，不与当地更多的部门发生直接联系。因此，当地部门和工商业在电站工程中的整体参与度极低。

　　调查显示，就在溪洛渡电站大规模建设阶段，当地还伴有物价的上涨。以永善县为例，农副产品主要价格普遍上涨了50%。“这一方面刺激了投资，对经济增长有利，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赵世林说。

　　“水电工程建设在对地区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同时，对当地经济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移民研究中心教授陈绍军等人对湖南五强溪市库区展开的调查发现，水库淹没使当地移民丧失了大量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库区社会经济在淹没后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调查显示，1982年至1985年，库区的沅陵县人均GDP高于湖南省的平均水平，但1986年以后低于湖南省平均水平。1987年湖南省人均GDP比1986年增加了22.13%，而沅陵县基本没有变化。到2001年，两者之间的差距达1679元，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在所谓水电开发的双赢决策中，较大的赢方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不是落后地区。特别是，征服自然的代价是昂贵的、缺乏效益和损害社会与生态环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