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骥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和政策路线图

        发展低碳经济乃大势所趋，但必须符合具体的中国国情

        低碳经济最核心、最普适的概念，就是得到国际上普遍认同的概念:低碳生产力。直白地说，就是创造1万元人民币的经济价值，需要排放多少吨二氧化碳；反过来说，排放1吨的二氧化碳，能产生多少万元人民币的经济价值。

        低碳经济意味着发展，发展意味着伴随收入提高而发生的结构调整、人力资源的提升、福利的改善和发展能力的提高，特别意味着增长将日益主要基于效率的提高而非资源的投入，这就是我们谈论多时的增长方式的转变。

        如果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技术水平变化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经济应该是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走向低碳经济。但事实证明，现有的发达经济还不是这样，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今天还不够低碳，甚至人均的排放量还很高，是发展中国家的几倍。这里面有需要深究的原因，可另行论述。但是从一个长期的发展趋势上看，如果真的要发展，是应该并且有条件、有能力发展低碳经济的。

        低碳经济是发展的大势所趋，那么中国建设低碳经济，就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如果我们不主动建设低碳经济，就是逆历史的潮流。

        低碳经济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要放在一个具体的背景里面，放在现实的国情里去理解和设计。否则的话，低碳经济就是一句空话。什么是最相关的国情呢？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如果把经济发展阶段粗分为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的话，农业社会是低碳经济，但很显然我们不会去追求那样的经济。

        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还是工业化的高级阶段，是经济学家们最近在考虑“十二五”规划的时候争论的一个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中国是处于工业化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还伴随着城市化，要让几亿农村人口逐渐享受到城市基础设施的服务；还有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进而带来了巨大的金属、水泥、化工产品等原材料的需求，建筑、钢铁、汽车等产业将是支柱产业，而这些产业都是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重化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仍要经历一个排放强度很高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国情还体现在它的能源禀赋。高煤炭储量和低石油天然气储量使得中国成为使用煤炭比例最高的国家，一次能源中煤炭比例达到了70％，而且这样的局面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煤是世界上碳密度最高的燃料，还没起跑中国就落后一步。因此，说起低碳经济我们并不轻松。

        再看中国的技术体系。暂不说晚清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就是从共和国的经济史上看，从上世纪50年代初从前苏联引入156个重点项目，到1979年引进宝钢，再到后来引进诸多的国外生产线，还有近年大规模的海外采购，都会看到中国在学习、复制西方现代工业技术文明，而且在制造技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致中国被称为世界的制造中心。

        中国的制造技术和世界上先进制造技术相比差距越来越小，有一些已经超过了国际领先水平。但是，中国在技术的设计能力上依然薄弱，研发能力就更弱。在这种情况下，却突然要改变方向、规则和标准，重新进入一场新的低碳竞争。中国自己手里的低碳战略储备技术非常少，有研发能力和设计能力吗？刚刚建成的生产线，是不是要加速折旧甚至推倒重来？某个生产线可能刚建了3年~5年，现在宣布要遵循新的标准，采购新的欧洲、北美或者日本的已经储备好的战略技术，外国打算到这里来试验推广，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这些都是挑战。

        技术的体系不是说出来的、写出来的，要么有钱买，要么要靠自己研发。什么时候技术到了领先的地位，一个国家和经济体才是真正发达的国家和发达的经济体。

        另外一个国情就是人口众多，这意味着就业的负担重。中国农村富余的劳动力有3亿多，城镇有3000多万，每年新增800万～900万的劳动力，如果都去做昂贵的CCS(碳捕捉与碳储存)，那么低碳经济就会变得名不副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从实实在在的国情出发，描绘中国低碳经济路线图。只有这样，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才是脚踏实地的。

        上面提到，后工业化的社会是有条件形成低碳经济的，但是人们理念的滞后、一些固有市场经济的失效以及不健康的高消费生活方式，导致了依然是高碳经济。大部分发达国家尽管其重化工业部门的需求已经不高，很多产业也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中去了，排放强度本应当降下来了，但其交通业、居民消费在能耗和排放中的比重仍然在上升，成为主要的排放来源。中国作为后发的经济体在未来要扭转这样的局面，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高碳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