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骥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和政策路线图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需掌握42种核心技术

        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课题组(PECE)”最近的一个研究成果展望了未来中国的排放情景，提出如果把未来的碳排放从基准线水平上压下来是很难的，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研究证明，要想达到峰值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技术支持、资金支持、额外成本的代价。

        按照课题组所提出的路线路，要建设中国的低碳经济，就要在电力、交通、建筑、钢铁、水泥、化工及石油化工六大部门努力，因为这六大部门的碳排放占中国工业排放的70％，全国排放的50％。课题组筛选了388种技术，其中至少要有60多种技术作为骨干支持，否则实现低碳经济就非常困难。

        而在这60多种技术里面，约有42种技术中国是不掌握核心技术的，中国需要做一种选择，要么花巨资购买跨国公司的技术，要么自己研发。

        中国政府提出的碳减排目标是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40％~45％，但PECE所做的独立评估发现，这一减排指标正好处于增量成本急剧上升的临界区域。目标提高一些，就要多付出很多增量成本。例如，实现减少40％的碳减排目标每年需要300亿美元的成本，而如果要实现更高的减排目标，每年的成本将进一步增长。课题组还提出，在发展低碳经济时，不要忘记中国的7亿农民。

        促进低碳转型更需政策支撑

        要实现低碳技术路线图，就需要一个政策路线图去支持，否则技术路线设计得再好，也可能被束之高阁。技术体系要想取得变化，必须在政策体系上做出调整。

        环境经济学原理认为，用经济手段降低碳排放，代价要小得多；如果用行政手段，则花费更多的钱。经济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是环境费税，二是排污权交易。在短期内，排污权交易还不是很成熟，但要积极地试点；要分小步渐进式地征一些碳税，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但是要慎重，不要引起通货膨胀和普遍的价格上升。

        低碳经济如果没有低碳的税制，要成长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要在短期引进小额度渐进式的碳税。但是，它控制的是成本。要给企业一个激励，让企业选择是缴税还是花一点钱治理，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比较。如果减排成本高于税率的话，可以去交税；如果减排成本低于税率的话，宁愿去减排。这样就可以刺激那些减排技术研发精英去搞技术研发。

        碳税控制的是减排成本，而排污权交易控制的是排放总量。中国越往后走，总量控制的要求就会越严格，那时就必须引进排污权交易制度，而这个制度需要有建设能力、严格监管和非常精准的测量。比如，要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与测量，要摸清家底。没有严格的检测，没有严格的执法，去交易的不是排污权，而是一纸空文。因此，需要一段时间做能力建设，这就是基本政策路线图。

        这个政策路线图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分解提出的40％~45％的碳指标。如果还依然沿用“十一五”时期按照行政区划往下分解的道路，就会大大限制中国未来引进经济手段，特别不利于引进排污权交易这样一个长期的制度。因为这样就把一个碳市场割裂了，比如山东省的排放权是很难卖给江苏省的，它只能在省内交易，交易的机会大大下降。

        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自由的碳市场是必要的。不要把排放指标按照行政区划去分，而应按照产业部门去分，然后分到企业身上，这样有利于改变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色。打一个比方:在碳市场里，企业是运动员，他们下场踢球，可以在不同的俱乐部里面转会，但是政府要做一个执法严格的裁判员。而这就需要进行分解指标方法的变革。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严峻的机制和制度改革挑战，需要的是创新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