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这个下半年,全世界的天空似乎格外繁忙。欧盟领导人从布鲁塞尔飞到华盛顿,美国总统从华盛顿飞到北京,中国高官从北京飞到新德里,非洲首脑聚集到埃塞俄比亚……他们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协调彼此的气候谈判立场,争取在哥本哈根交出一份有分量的答卷。
然而,就是在通往哥本哈根的道路上,各国依然分歧众多,各种立场难以协调。
两年前,“巴厘路线图”把哥本哈根设计为谈判终点站。但现在,连联合国负责气候谈判的最高官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沃·德博埃尔都觉得,终点站好像在哥本哈根之后。
美国对欧洲“路线图”不买账
一些欧洲人对大西洋彼岸那个国家的气候政策日益失望。
“没错,问题就在于美国,”法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长博洛11月15日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说,“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也是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这个温室气体人均排放量最多的国家总在强调,‘我有(减排的)意愿,但是我无法做到’,这也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欧盟委员会负责环境事务的委员季马斯同样敦促美国加速行动。但他语气比较缓和:“我们会等待,我相信奥巴马总统会兑现他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承诺。”
然而,时间所剩无几。从目前的进展看,哥本哈根会议似乎无可避免要重演两年前巴厘岛的那一幕——在那个传说中的众神之岛,欧洲人退了一步又一步,退到无可再退,才让美国人妥协,而美国人却只前进了一步,那就是在通往“后2012时代”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路线图”上签字。
对美国来说,“巴厘路线图”规定了两年的谈判期限,除这一点有点限制作用外,其他条款没有什么约束力。欧洲人显然并不想要这样的路线图。
前不久,欧洲把诺贝尔和平奖送给了上任不到一年的白宫新主人。但年轻的美国总统对于欧洲主导的谈判体系的态度,与其前任似乎并无本质区别。《京都议定书》作为唯一有约束力的国际气候法案,规定发达国家减排,而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这对于华盛顿仍是政治毒药。
然而季马斯说,他注意到了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在气候政策上的“巨大转变”。这位欧盟官员最近在雅典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布什执政时期,你不可能跟美国人谈气候变化,他们甚至不想听到‘京都’这个词,他们的词汇表中没有这个词。(跟他们谈气候变化)就像对牛弹琴。这种立场现在有了颠覆性的改变。”
美国的气候政策的确有改变,至少在语言上。今年4月,奥巴马在布拉格告诉欧洲人:“我向你们保证,美国已在这场全球努力中做好了领跑的准备。”今年9月,他又在联合国总部宣称:“我们已将气候问题作为外交议程的首要议题。”
也许这位年轻的民主党人真的打算学习前辈克林顿。当年,克林顿力推数字经济,使美国实现了8年的经济繁荣;现在,美国要走出金融危机,“绿色新政”确实是一个好出路。过去几年,美国的清洁煤等清洁能源技术已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开始掌握气候问题的主导权。
但在行动上,奥巴马政府主张各国自主减排。这个车轮上的国家由于其发展模式的限制,不可能接受欧盟提出的到2020年减排至少20%(相对于1990年水平)的提议。奥巴马提出的目标是4%,这差不多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奥巴马的解释是:“美国不是一艘快艇,而是巨大的邮轮——我们无法立刻转变方向。”
然而,即使是4%这样低的目标,忙着进行医改的美国参议院今年还没空讨论。11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明确地说,参议院将于明年上半年进行气候立法。这意味着,美国代表不会带着减排数字去哥本哈根,最终在包含减排数字的协议上签字的可能性极低。
美国向来我行我素。布什在其任期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其前任克林顿虽然曾签署议定书,但正如他在自传《我的生活》中所说:“除非这份协议有所修改(即让发展中国家减排),否则我无法将它提交给国会。”克林顿确实从未将它提交给国会批准,美国也是如今唯一游离在议定书之外的发达国家。
美国接受不了欧洲人和其他人为他们设计发展道路和时间表,这也许是欧洲人真正感到沮丧的地方。不过,除了法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长博洛外,还没有几个欧洲官员愿意公开批评奥巴马政府。英国《卫报》的环境记者戴维·亚当在一份报道中说:“我不太确定欧盟确实有摊牌的胆量,而这可能才是真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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