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污染减排应该怎么起步

　　□政策的特殊性是什么？
　　■引导性政策为主

　　曾鸣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无疑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极大发展，但是配合这种体制下的环境立法缺位、村集体经济及行政权力的弱化、单个家庭及个体行为的极大自由化，使得已经成了“公共事务”的环境治理既缺乏强制性机制又缺乏激励性机制。

　　农村生产行为量大而分散的特点直接导致污染源和污染主体分散，点对点的政府环境管理手段实施起来成本巨大，对诸多小型企业采取逐一监测的方法必将带来沉重的行政负担。“所以，政府管制性环境政策应向引导性环境政策转变，使农民自觉采取有利于环境的生产方式。”曾鸣认为。

　　政策制定者表现出与曾鸣一致的态度。“惩罚和限制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必须制定有利于农民的激励性、鼓励性政策。”

　　孔源说。而事实上，现在农村开展的“以奖促治”、“以奖代补”等政策正是一种体现。

　　孔源说:“若简单将工业排污收费的办法直接搬用到农业源污染减排上，就显然缺乏可操作性。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大背景下，对农业源污染控制应更多地采取支持、鼓励、引导的手段。”

　　而如何利用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农业科学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成了农村环境政策的着眼点。“加强对包括畜禽养殖在内的农业生产活动的环境监管，推动其污染防治工作，都是为了促进我国农业尽快向现代化、高效、生态农业转变，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村和农业的生态文明水平。”孔源对记者说。

　　□手段的特点有何不同？

    ■培训宣教很重要

　　农村环境污染的特征决定着管理体制建设的必要性。采用工业点源污染的管理模式，即便乡镇一级环保机构比较完善，在面对地广人稀的农村和时空分散的面源污染时，也会因成本过高而力不从心。

　　在农村和农业的减排手段上，宋国君认为，培训是减排手段，宣教也是减排的手段，减排除了工程建设和结构调整，还应该前置至农民的观念转变上。

　　正在开展农村分散式污水处理研究的同济大学环境管理研究所所长杨海真教授认为，农民这个群体有一个特点，即很难轻易改变自己固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他曾经努力寻找单户农民，希望能够有人配合他开展实验:在农户家里试验分散式的污水处理设施，每个月给农户1000元钱，但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实验对象。“哪怕给农民经济补偿，但只要你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他们就不愿接受。”杨海真感慨道。

　　资料显示，全国农村每年产生90多亿吨生活污水、2.8亿吨生活垃圾，其中大部分未经处理随意排放。全国4万多个乡镇约60万个行政村，绝大多数没有环保基础设施，这成为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一块短板。“集镇生活污水处理也应该成为农村减排的重点。”杨海真说。

　　仍以生活污水处理为例。杨海真认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对于居民相对集中的地区，可以采用集中式污水处理，这与城市污水处理基本相似；而对于分散的居民，则要合理利用当地资源，如滤池采用秸秆做滤料、混凝采用植物提取液做混凝剂等手段，以降低成本，提高可行性。

　　“但即使成本并不高，也面临一定的困难。”杨海真说，“在城市，污水处理似乎与个人关系不明显，但在农村，污水处理与每一户人家都有直接的、明显的关系，要调动起每户人的积极性比较困难。因此，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尤其是分散式污水处理必须由政府主导，由政府出资，由政府开展宣教，否则很难推进。”

　　“这也体现在种养结合和科学种植上。化肥的面源污染不好监测，但是施肥量的数据可以统计。因此，从源头对农民开展培训、加强引导，都将为农村和农业减排，以至整个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起到积极作用。”宋国君说。